一九八九年，我被保送进入浙江大学混合班学习，一九九三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系化工过程自动化专业。同年又被保送进入浙江大学工业控制技术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一九九四年转入直接攻读博士学位。一九九八年获工学博士学位后出国至今，现定居于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
从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八年，我师从褚健老师，其间跨越本科，硕士（半年后转入直博）和博士三个阶段。对褚老师的为人和这一阶段的科研有比较详细的了解。
从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三年的两年期间，我和混合班的同学潘再生一起从大三开始在褚老师的指导下接触研究课题。这一阶段我主要从事偏理论的非线性滑模控制，而我的同学潘再生则主要是从事工业控制软件的工程开发。当时在褚老师的课题组（当时属于工控所三室），理论研究方面主要是跟着苏宏业，吴波，于军等几位师兄。我们师生和师兄弟之间的感情都很好。记得于军师兄的胃不太好，褚老师还经常叫他到自己家里去吃饭。现在想起来不禁想笑，因为褚老师自己比我们也大了不到十岁。
当时中控集团的前身-浙江大学工业自动化公司还在孕育中。记得褚老师和金建祥老师带着十几个学生和工程师们在第十教学大楼化工系二楼西头的两间实验室里开发SUPCON JX-100集散控制系统，一间用作软件开发，一间用作硬件开发。当时他们软件开发组经常开夜车干通宵，有时候就睡在实验室里。我们理论研究小组这一段时间主要是负责国家青年基金和仙居针厂的科研项目，相对轻松一些。
大约是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五年前后，SUPCON JX-100集散控制系统开始初步进入应用推广阶段。工业自动化公司的工作条件开始有所改善。校外的生产部门和工程中心的研发部门也开始正规起来。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褚老师的研究组从工控所三室独立出来，成立了工控所五室。当时褚老师给大家提的要求是：一方面深入和拓宽现有的理论研究方向，另一方面要面向工程应用，在国内当时空白的先进控制软件方面做相应的理论性研究。像高峰老师和吴俊博士后，加上博士毕业留校的苏宏业师兄，都是在这段时间加入到五室这个“大家庭”的。
用“大家庭”这个字眼是因为当时的五室，在褚老师和这几位年轻老师的带领下特别团结融洽，特别有活力。在研究方面，褚老师把他在京都大学经历的每周举办课题报告会也引进了五室。不仅研究生要做报告，连本科生毕业设计课题也要上台被大家“修理”一把。到现在我都还和我太太开玩笑，因为她的本科毕业设计——基于神经元网络的汽车悬挂伺服系统智能控制，在五室开题报告刚做完，高峰老师故意怔了一下，慢条斯理的说:“你这个课题做完估计都可以硕士毕业了”。而科研以外，大家又都是好朋友，一起读书，爬山。褚（健）导（师）的大局观，高（峰）导（师）的博学幽默，吴（俊）导（师）的才华专注，苏（宏业师）兄的勤勉执著，让五室在很短时间里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而这一切和褚老师在背后默默付出的努力，创制的条件都是分不开的。哪怕是二十年以后，我还是认为那是我校园生活中最珍视的一段时光。而我们五室的成员直到今天，虽已天南海北，相互之间仍然习惯于当时的称呼。
褚老师当时不仅在学业和科研上给予学生细致的指导，在生活上对在读的研究生也尽可能在经济上给予补助。对于理论研究方向的学生，一方面是通过科研补贴和发表论文奖金的方式让研究生尽可能在经济上能够自给，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暑期实践和工程项目合作的方式让研究生参与工业自动化公司的一些研发和工程项目。褚老师是一个惜才的人，他想通过这种方式从事业发展空间上尽可能地创造条件，把一些优秀的学生留在当时还处于创业阶段的公司。也正是通过这些工业现场的锻炼机会，让我了解了当时国内自动化工程领域相对落后的现状，切身体会了中控在创业初期的艰辛。
一九九七年夏天，我作为现场工程师，参加了工业自动化公司第二套JX-300集散控制系统在中石油甘肃玉门炼油厂三万吨精馏装置的安装和调试工作。当时应该说公司面临的处境比前两年有了好转，虽然还是比较简陋，但在校外已有了自己的办公场所。JX-100集散控制系统也已经开始在浙江省的一些小型工业装置上推广，其中的双机热冗余概念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而新系统JX-300则实现了所有I/O卡件的带电热插拔。但作为一家还处于创业阶段的国产自控设备供应商，在诸如中石化，中石油这样大型企业的市场方面几乎还是空白。所以玉门炼油厂精馏装置的项目对于公司而言也是一块必须啃下来的骨头。
说它是骨头是因为几个方面的原因：（1）从杭州到玉门设备要通过三千公里公路运输的考验；（2）现场工程师支持非常困难。当时没有网络视频，一切现场排故（障）都需要通过长途电话的口头描述，然后杭州总部组织研发部门试图在模拟装置上重现故障状态。记得当时的一个现场问题是某些I/O卡件数据不稳定，时好时坏。最后发现是由于用户在一个基站上组态的I/O卡件比较多，从而导致基站供电模块的实际输出电压临近下限造成；（3）工作条件比较艰苦。从江南杭州乍到祁连山脚下两千七百米的高原，我和另一个工程师贾勋慧（清华核物理毕业）开始一周都有气喘和流鼻血的现象，一个月下来体重都掉了十斤。
而就是通过这个项目的圆满完成，中控的技术实力给当时玉门炼油厂的领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个月后当他调任新疆库尔勒炼油厂领导，在与国外公司集散控制系统价格谈判遇到困难后他就想让中控参与投标，帮助解决问题。就算如此，当时的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和设计院，对国产集散控制系统也是嗤之以鼻的。中控作为一个刚刚起步的中国自动化工程公司和设备开发商，即使是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要在Honeywell，ABB和横河这些国际大公司的夹缝里抢项目，除了凭自己的技术实力和服务态度，还要付出双倍甚至更多的努力。这也是为什么哪怕是离开中控和五室多年之后，当我从同学口中得知中控集团的现在，我会为褚老师和我的同学们感到由衷的骄傲和高兴。有的时候，创业者的艰辛恐怕只有那些遭遇白眼亲身经历过来的人才能有深切体会。
我眼中的褚老师，一直是一个有坚定理想，要踏踏实实做一番事业的人。他的目标是在中国的工业自动化工程领域里打破国外大公司的垄断地位。回首这二十年，应该说中控在中小型工业装置上已经打下半壁江山，在大型装置上也开始有所收获，振兴中国自动化民族工业的梦想已经实现了其中的一部分。单从这一点上讲，老师就值得我敬重一生。还记得我自己出国的时候老师对我说的话，原话的大意是:“国外去看看，经历一下就可以了。要做一番事业，还是要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虽然后来由于我太太也来美国求学而没有遵从老师的建议，但我相信这番话是老师发自内心的嘱托。
过去二十年，我们见证了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也见证了一个制度的逐步完善的过程。褚老师这一代人为了中国民族工业的振兴所付出的心血，不仅仅是爱国心和责任感所能诠释的，这其中更需要有不怕失败的勇气和担当！我希望司法部门能够认真、公正、公平调查，给所有关心褚老师的人一个公正、客观和透明的结论。
汪洋
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三日于美国达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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